域外植物的输入与中古社会

石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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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摘要：大量域外植物入华是汉武帝时代丝路开通后的结果，外来的植物引种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推广。域外传入的植物用途主要有观赏、食用和用作香料、医药等方面，域外植物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丰富了饮食文化，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对于中国中古社会的农业生产、饮食文化、医学医药、民间信仰和文学艺术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关种植技术的记载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述中，反映了这些外来植物在这一时期广泛种植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实际情况。域外植物的种植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作者简介：石云涛(—)，男，河南太康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唐历史与文学、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文章原刊：《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2期。

从汉代开始，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和中外交流的开展，一些原产于域外的植物不断传入中国。这些植物有的在汉代已经传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推广;有的在魏晋南北朝时开始传入中国。过去对这些植物的产地、传入途径等有不少考证，但对这些植物在中古社会的影响缺少系统的考查，甚至有些误解。在域外植物的引种和推广方面，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关键时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域外粮食作物的引种与推广

世界各地的粮食作物本来就是不断扩散和互相传播的，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汉代域外粮食作物有的传至中国周边或边疆地区，有的已经进入中原地区。在魏晋南北朝中外交流和胡汉交融发展的时期，域外作物的引种和推广呈现加速趋势，主要表现在胡麻、麦作、高粱、棉花等引进和推广。

胡麻原产于近东、中东地区，汉代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推广。胡麻传入后，汉地人很快掌握了胡麻的种植方法，成书于东汉后期的《四民月令》已有记载。[1]26-41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其适宜土壤、种植时令和收藏方法等方面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对胡麻种植和收割有具体记载:“胡麻宜白地种。”白地即没有树木或建筑物的空地。种植季节以“二、三月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五月上旬为下时”。并云:“月半前种者，实多而成;月半后种者，少子而多秕也。”“上时”就是最好的季节。种植的方法:“种，欲截雨脚;若不缘湿，融而不生。一亩用籽二升。漫种者，先以耧耩，然后散籽，空曳耢。耢上加人，则土厚不生。耧耩者，炒沙令燥，中半和之。不和沙，下不均。垄种若荒，得用锋耩。”在管理上:“锄不过三遍。”收割时也有讲究:“刈束欲小(束大则难燥，打手复不胜)，以五六束为一丛，斜倚之(不尔，则风吹倒，损收也)。候口开，乘车诣田斗薮(倒竖，以小杖微打之);还丛之。三日一打，四五遍乃尽耳(若乘湿横积，蒸热速干，虽曰郁浥，无风吹亏损之虑。浥者，不中为种子，然于油无损也)。”[2]-这是汉地人适应本土环境长期种植经验的总结。从崔寔和贾思勰的著作可知，胡麻在中国北方种植已经相当普遍。作为经济作物，胡麻也成为上市交易的农产品。汉代崔寔《四民月令》记载，五月是出售胡麻的时间，“粜大、小豆，胡麻”。[1]46

麦子原产于中东地区，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诗经》中周人赞美其祖先的诗篇提到了麦，说明关中地区公元前11世纪已有麦子种植，但西汉时关中地区种麦尚未形成风气，董仲舒奏书里提到“今关中俗不好种麦”。[3]西汉末关中地区麦作经氾胜之的推广才得以普及。魏晋南北朝是中国麦作农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商周时期麦作农业获得了一定发展，但并未改变区域内以粟为主的农耕体系，小麦在先民农业生产中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作物类型。既有研究表明，两汉时期小麦作为主粮食之一在华北地区推广种植，并在先民食物结构中发生重大转变。迟至唐宋时期，小麦才在黄河流域较为广域的范围内确立了其主粮地位”。[4]71-80麦作在中原和江南的推广并在社会生活和经济领域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首先，这一时期麦类作物先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泛种植，后来又向淮河以南、长江流域大幅度推广。[5]三国时吴国孙权曾用麦面做的饼招待蜀国使者费祎，费祎因此作《麦赋》，反映南方已有麦子种植。[6]西晋时北中国种麦已经相当普遍，各地的灾情报告中小麦受灾常常是重要内容。例如《晋书·武帝纪》记载，晋武帝太康九年()，“郡国三十二大旱，伤麦”，“三河、魏郡、弘农雨雹，伤宿麦”“齐国、天水陨霜，伤麦”“陇西陨霜，伤宿麦”。《晋书·五行志下》记载，东晋太兴二年五月，淮陵“等五郡蝗虫食秋麦”。另据《晋书》之《惠帝纪》《食货志》《五行志》可知，今山东、安徽、河南、河北、苏北等地，都是麦类种植较多的地区。永嘉南渡，推动北方农业技术向南方传播，江南大面积种麦当开始于永嘉南渡之后，东晋元帝太兴元年()，立足未稳的东晋朝廷立刻号召江南百姓种麦，元帝诏曰:“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旱地，投秋下种……勿令后晚”，“其后频年麦虽有旱蝗，而为益犹多”。[7]麦作从北方推广到南方是中国农业史上的大事。其次，麦子在粮食生产和百姓生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统治阶级重视麦类作物生产，五胡十六国时南燕慕容超为“铁骑万群，麦禾布野”而骄敌。[8]北魏正始元年()九月宣武帝下诏，“缘淮南北所在镇戍，皆令及秋播麦，春种粟稻”。[9]北周建德三年()正月武帝“诏以往岁年谷不登，民多乏绝，令公私道俗，凡有贮积粟麦者，皆准口听留，以外尽粜”。[10]83麦子已经成为百姓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粮食作物。《晋书·五行志上》记载:“元帝太兴二年，吴郡、吴兴、东阳无麦禾，大饥;成帝咸和五年，无麦禾，天下大饥;穆帝永和十年，三麦不登;十二年，大无麦;孝武太元六年，无麦禾，天下大饥;安帝元兴元年，无麦禾，天下大饥。”[7]再次，麦子的推广提高了备荒防灾的能力。传统农业强调“杂植”，即尽可能多样化种植各种作物，以防备水旱灾害。麦成为杂种参植中的一员，与其他粮食作物发挥互补作用。南方虽有稻粟，有麦适可补其不足。春种稻粟，若遇水旱受灾，则秋种麦以补损失。东晋义熙十四年()，三吴水灾，谷贵民饥，淮河流域则“邑富地穰，麦既已登，黍粟行就”。朝廷从江淮间调集粮食赈济三吴，其调集的粮食当包括其地所产麦子和黍稷。在防备凶年方面，种麦以补阙乏才算“播植有宜”。刘宋元嘉二十一年()文帝诏曰:“比年谷稼伤损，淫亢成灾，亦有播植之宜，尚有未尽。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西属郡，自今悉督种麦，以助阙乏。速运彭城、下邳见种，委刺史贷给。”[11]92大明七年()九月，孝武帝诏云:“近炎精亢序，苗稼多伤，今二麦未晚，甘泽频降，可下东境郡，勤课垦殖。尤弊之家，量贷麦种。”[11]也是以扩大种麦补救旱灾造成的损失。当夏天因旱涝损害了稻粟生长时，麦子秋天播种，尚能补救当年损失。

高粱种植有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原产于非洲，经印度传入中国。据最新研究成果，“在两汉魏晋时期，高粱可能先后通过西南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及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分别传入中国西南、关中及岭南地区”。[12]3-14至迟在三世纪前，高粱即传入四川，“蜀黍”因此得名。“蜀黍”最早出自西晋张华《博物志》一书。[13]46两汉魏晋时期，高粱也通过西北丝路传入中国北方。高粱有别名称“大禾”。晋郭义恭《广志》记载:“大禾，高丈余，子如小豆，出粟特国。”[2]粟特是中亚古国，位于阿姆河﹑锡尔河之间(今中亚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广州东汉前期墓葬内发现了高粱，该标本经广东粮食作物研究所鉴定，认为籽粒外形、大小与现在栽培高粱相同，根据周边省份暂未发现秦汉及秦汉以前高粱遗存的状况，推测可能经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岭南地区。至迟到东晋南朝时，高粱已经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12]3-14高粱被视为“粗稼”(粗粮)，在魏晋南北朝时虽然有时也充当口粮，但主要用于造酒、青黄不接时的备用口粮和灾荒年景时的救荒。

棉花传入中国并不像过去说得那么早。《尚书·禹贡》“淮海惟扬州”记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14]有人解释“岛夷”指东南亚海岛居民;“卉”意为草，可能是指木棉之类的植物，卉服可能即是木棉纤维织布缝制的衣服。[5]所谓“织贝”，就是后来所说的吉贝，梵语栽培棉(karpasi)的音译。[15]《禹贡》所载乃“任土作贡”，即各地土产贡物，意谓当时东南亚的海岛居民已经进贡棉花。就是说先秦时印度棉花已通过东南亚居民入贡中国，以为“在距今二千二百多年前，我国西南和海南岛的居民就已经穿着木棉织做的美丽的衣服了”。[16]这是一个误解，且不说“淮海惟扬州”在地域上与东南亚地区不符，《尚书正义》释“织贝”云:“织，细纻;贝，水物。”[14]作为贡物，织是用于制衣的，贝则是用作服饰，贝即有花纹的贝壳，以文贝为饰是海洋文化的特点，时至今日亦如此。陈祖椝以为织贝是把贝串起来，亦可作一解。[17]3解作吉贝是望文生义，非为确解。印度是木棉原产地，北非是草棉原产地。中国棉花的种植从汉代开始，但最早仅限于西南边疆地区，当时云南西部人民已经种棉织布。《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哀牢人“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蘭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18]帛叠，又写作帛迭、白叠，即棉花。华峤《后汉书》亦云哀牢夷“有梧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垢污，俗名曰桐花布。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及卖于人”。[19]古代哀牢国地跨今缅甸和中国云南西部。西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永昌郡种植“梧桐木，其花柔如丝，民绩以为布”。[20]永昌郡即今云南保山，在古哀牢国。哀牢人织造的“帛迭”，有人以为梵语野生棉(bhardvji)的音译，即草棉，[15]其实未必，从南亚传入中国西南地区的应是木棉，哀牢地产“梧木华”或梧桐木显然是木棉，这是南亚棉花经缅甸传入中国西南地区的记录。

魏晋南北朝时中国人对棉花有了更多了解，种植方面也有进展。首先，中国人了解到东南亚地区种植木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章怀太子注引三国吴康泰著《吴时外国传》云:“诸薄国女子织作白叠花布。”[18]诸薄国大约在今加里曼丹岛。康泰奉孙权之命访问扶南，诸薄是其路经之地，他把这个新奇的见闻记入书中，说明中国人此时才知道东南亚国家种植木棉，也说明所谓汉代以前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已有棉花种植的说法不能成立。其次，从南亚传至东南亚的木棉，魏晋时已传至中国南方沿边地区。三国吴国万震《南州异物志》云:“五色班衣，以(应作似)丝布，古具(当作贝)木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毳，中有核如珠玽，细过丝绵。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织，任意小抽本牵引，无有断绝。欲为班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弱软厚致上毳毛。外徼人以班布文最烦缛多巧者名曰城城，其次小粗者名曰文褥，又次粗者名曰鸟麟。”外徼人即南方边境外人，所谓“古贝木”当是木棉。晋宋间人裴渊《广州志》云:“蛮夷不蚕，采木绵为絮……绩以为布。”[19]四世纪晋人张勃著《吴录·地理志》记载:“交趾定安县有木绵，树高大，实如酒杯口。有绵，如蚕之丝也。又可作布，名曰‘白緤’，一名‘毛布’。”[2]与万震的记载相对应，交趾安定县已经是徼内了。再次，木棉从南方丝路传入中国西南地区，郭义恭《广志》云:“梧桐有白者，剽国有桐木，其华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织以为布。”[18]此乃多年生木棉无疑。剽国在今缅甸。

非洲草棉在中国的种植，最早的资料见于南北朝时新疆地区，文献上称棉花为“白叠子”。《梁书·诸夷传》“西北诸戎”记载高昌国(今吐鲁番一带)，“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21]这是一年生的非洲草棉，或称籽棉。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鉴定，新疆考古发现的棉籽是非洲草棉。[22]48-51植株矮小，棉铃小，产量低，但成熟早，耐干旱，适于在生长期短的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种植。籽棉经波斯、印度传入中国西北地区。“交市用焉”说明在高昌棉布已经进入了商品市场，这也反映此地草棉种植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新疆地区考古资料提供了棉花种植与棉布使用的物证，在吐鲁番高昌和西州时期的文书中有植棉及使用棉布的记载。—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部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发掘墓葬30座，出土棉织品10件，年代从麴氏高昌至唐西州时。[23]1-—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对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地部分墓葬的发掘中，发现一块棉布被单。[24]7-28在—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和吐鲁番文物保管所对阿斯塔那古墓群晋至唐时63座墓葬的发掘中，出土棉织品9件。[23]1-65在年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对哈拉和卓古墓群十六国至唐西州时期51座墓葬的发掘中，出土一件“蓝棉布，出土物似为一件棉衫裙，内有絮棉，已糟朽成粉状”。[25]1-14在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队对新发现的一处墓地发掘中，出土一件宽5厘米、长7.5厘米的棉布方巾，墓地年代属于魏晋前凉时期。[26]4-406年，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中，发掘墓葬8座，出土棉布织品3件。[27]阿斯塔那墓出土高昌国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的叠布(即棉布)借贷契约，借贷量达60匹之多。[28]这些材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新疆吐鲁番等地区棉花种植已经相当普遍。

棉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只在边疆地区种植，但已为进入中原地区创造了条件。棉布的使用已经进入中原地区，被称为“越装”“越叠”的棉布衣装和衣料成为受限制和受追捧的物品1，反映了它的珍稀程度，对棉布的需求必然造成棉花的移植。

在农业全球化进程中，吸收外来的农业文明成果是一个重要动因，这种吸收很早就已产生。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为这种引进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胡麻、麦子、高粱、棉花等重要农作物在这一时期或进入中原地区，在南北方得到推广;或传入边疆地区，成为进入中原地区的先声。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为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丰富了传统农业的种植内容和种植技术，为解决汉地百姓的衣食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中国传统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外来文明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域外植物的引进与饮食文化

中古时期传入中国的域外植物可食用的不少，异域饮食文化随之传入中国。汉末灵帝就喜欢“胡饭”，[18]公卿大臣竞相仿效，京师洛阳一时流行胡食。从那时起，中原人士越来越喜欢胡食，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的食品。由于汉族人不习惯北方游牧民族“肉为食兮酪为浆”的饮食，这种胡食主要是来自西域各民族的饮食。在西域民族的饮食中固然有肉乳之类，但也有植物性的原料、配料、瓜果、菜蔬等。

(一)胡食

汉代以来，随着中外交流的开展，域外的饮食传入中国，被称为“胡食”。西晋时胡食渐成风气，“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7]胡食中有面食制作和植物类原料。胡麻可以充饥，又是制作胡食的配料，作为食材早就受到重视。东晋末年，殷仲堪举兵反叛，其巴陵仓实被桓玄夺取，“城内大饥，以胡麻为廪”。[7]廪在这里指粮食，在饥荒时和特殊情况下胡麻成为主粮。贾思勰《齐民要术》指出胡麻有白胡麻和八棱胡麻两种，“白者油多，人可以为饭”。[2]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胡麻饭”。胡麻不是作为主食的理想食材，在饮食中主要是用于榨油和调料或配料。殷仲堪是在无奈之下才充作军粮的。

随着胡麻引种，用胡麻制饼、制丸和制羹等饮食文化也随之传入，胡麻为这些饮食提供了食材和配料。《齐民要术》记载制作胡麻羹的方法:“胡麻一斗，捣煮捻熟，研取汁得三升。葱头两升，米两合煮火上，葱头米熟得两升半。”[2]-带胡麻的大烧饼被称为胡饼。刘熙《释名·释饮食》云:“胡饼作之，大漫冱也，亦言以胡麻著上也。”[29]大漫冱形容其饼很大。最初传入中国的“胡饼”是大型的“饼”，这种饼在西域被称作“馕”，是波斯语发音，说明它最初是西亚的食物，上著胡麻。据说“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汉末赵岐避难逃至河间，不姓字。又转诣北海，著絮巾袴，常于市中贩胡饼”。[19]-可见汉代已有“胡饼”。

秦汉以前中国人主食是煮饼或蒸饼，胡饼不是煮和蒸，而是烤。葛洪《抱朴子》记载胡麻饼制法:“或蜜水和作饼如糖状，炙食一饼。”[19]炙就是烤，这是外来的制法，这种烤制法得到推广。《齐民要术》中记载髓饼制法:“以髓脂、蜜合和面，厚四五分，广六七寸，便著胡饼炉中，令熟。”[2]这种髓饼制法借鉴了胡饼的方法。魏晋南北朝时胡饼逐渐成为日常食品，据王隐《晋书》记载:“王羲之幼有风操，郗虞卿闻王氏诸子皆俊，令使选婿。诸子皆饰容以待客，羲之独坦腹东床，食胡饼，神色自若。”[19]又《晋书·王长文传》记载:“州辟别驾，乃微服窃出，举州莫知所之，后于成都市中蹲踞啮胡饼。”[7]因为胡饼以胡麻为配料，后来石虎避“胡”字，改称麻饼。《十六国春秋·赵录》记载:“石勒讳胡，胡物皆改名。胡饼曰‘抟炉’，石虎改曰‘麻饼’。”[19]胡麻可以榨油，胡麻油即亚麻籽油。《齐民要术》中讲到用白胡麻籽榨油，出油率高。这种油用亚麻主要产地在今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北部和甘肃会宁等地区。在传统的蒸饼中，也使用了外来植物的原料。《十六国春秋·赵录》记载:“石虎好食蒸饼，常以干枣、胡桃瓢为心，蒸之，使圻裂方食。”[19]胡桃瓢即核桃仁。

(二)水果

汉代以来从域外传入的物种有水果类植物，丰富了汉地的副食产品，并且有良好的营养价值。这些果树有胡桃、石榴、葡萄等。

葡萄汉代已经从中亚传入，南北朝时北方已经大量种植葡萄。南朝庾信曾奉命出使东魏邺都，后来接待东魏来使魏瑾，庾信说:“我在邺，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陈昭问:“作何形状?”徐君房回答说“有类软枣”。魏瑾说:“今在京兆，非直止禁林也。”庾信补充说:“乃园种户植，接荫连架。”[30]意思是说不仅首都邺城和禁苑中才有，到处都有种植。在邺城不只在皇家园林，普通百姓家都有种植。他们的对话反映其时在北方葡萄种植的范围之广和数量之多。南方不适宜种葡萄，在北方普遍种植时，没到过北方的南朝人还没见过葡萄，所以陈昭问葡萄是什么形状。因为葡萄品种很多，西域的葡萄比内地葡萄品种独特，中原和南方都继续从西域获得葡萄。《梁书·诸夷传》记载高昌国“大同中，子坚遣使献鸣盐枕、蒲陶、良马、氍毹等物”。[21]高昌位于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在高昌与南朝梁朝交往中，他们进献的特产便有葡萄。

石榴树在汉代就传入中国，先是在北地种植，魏晋时期已经在中国南北方得到推广，且有不同品种。郭义恭《广志》云:“安石榴有甜酸两种。”[19]《抱朴子》记载:“积石山有苦(当为若字之误)榴。”[2]从达官贵人到一般文人庭院别墅中往往栽种石榴，如石崇园中有“石崇榴”，潘岳庭前栽种安石榴。晋陆翙《邺中记》记载:“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盂碗，其味不酸。”[2]南方也开始种植石榴，晋武帝时佳者进贡朝廷。《晋隆安起居注》:“武陵临沅县安石榴，子大如椀(碗)，其味不酸，一蒂六实。”[19]还有很多品种的石榴树被作为珍品记录。晋崔豹《古今注》把石榴和柑并提，把柑果的形状和石榴相比。[31]13东晋时法显《佛国记》一书记载:“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留、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32]18说明法显未出国时曾见到不少石榴树。《齐民要术》记载安石榴树的种植方法:“三月初，取枝大如手大指者，斩令长一尺半，八九枝共为一科，烧下头二寸(不烧则漏汁矣)。掘圆坑深一尺七寸，口径尺。竖枝于坑畔(环圆布枝，令匀调也)，置枯骨、礓石于枝间(骨、石是树性所宜)，下土筑之。一重土，一重骨石，平坎止(其土令没枝头一寸许也)水浇常令润泽。既生，又以骨、石布其根下，则科圆滋茂可爱。若孤根独立者，虽生亦不佳焉。”置以骨石的目的除了稳定树枝，亦是“树性所宜”。“十月中，以蒲藁裹而缠之(不裹则冻死也)，二月初乃解放”。栽种时“若不能得多枝者，取一长条，圆屈如牛拘(穿在牛鼻孔中的圆圈形木条)而横埋之，亦得。……其拘中，亦安骨石。其斫根栽者，亦圆布之，安骨石于其中也”。[2]-其法已成为农民之常识，说明石榴树种植在北方已经相当普及。石榴果实可供食用，亦可酿酒，古代近东地区、埃及、马来半岛和东南亚、南亚等沿海国家都有以石榴酿酒的记录，至迟在南北朝时中国已经以石榴酿酒，当时南方已经大量种植石榴，并酿制石榴酒。梁简文帝《执笔戏书》诗云:“玉案西王桃，蠡杯石榴酒。”[33]梁元帝《赋得石榴诗》云:“西域移根至，南方酿酒来。”[34]0用石榴酿酒说明其时石榴树种植之数量不少。《梁书·诸夷传》记载扶南国南之顿逊国“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21]顿逊国是“东西交会”之地，东接南朝的交州，西接安息、天竺，他们向梁武帝进献了石榴酒，南朝人酿石榴酒可能受其启发。

胡桃即核桃，原产波斯北部俾路支和阿富汗东部，汉时已经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胡桃树已遍种南北方，各有优良品种。《广志》曰:“陈仓胡桃，薄皮多肌;阴平胡桃，大而皮脆，急捉则碎。”《晋宫阁名》曰:“华林园胡桃八十四株。”《荀氏春秋祠制》曰:“常设用胡桃。”[34]魏晋南北朝时胡桃树已经移植南方获得成功，王羲之《杂帖》云:“此种彼胡桃皆生也。”[35]东晋刘滔母《答(虞)吴国书》云:“咸和中，避苏峻乱于临安山，吴国遣使饷馈，乃答书曰:‘此果有胡桃、飞穰。飞穰出自州，胡桃本生西羌外国，外刚内柔似古贤，欲以奉贡。’”[19]临安山地处浙、皖交界的天目山区，其地核桃至今闻名。

(三)蔬菜

汉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域外植物不少，域外输入之植物有的属蔬菜类，主要有苜蓿、胡葱、胡蒜、胡荽、胡瓜。魏晋南北朝时蔬菜种类的增加，域外菜种的引种和推广是重要途径之一。这些域外传入之蔬菜在魏晋南北朝时不仅得到推广，还产生许多新鲜吃法，其新奇美味往往得到人们的赞赏。例如当时许多人家种胡荽。石崇《奴券》券文有云:“奴当种萝菔、胡荽，不亲不疏。”[35]《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胡荽的食用方法，可以生吃，可以熟食，可作调料，腌制成“胡荽菹”的咸菜，制作粥津麦麦完(酒麹)。“以草覆之”，可以“竟冬中食”。[2]-胡荽后改称香荽。《邺中记》记载:“石勒讳胡，胡物皆改名。……胡荽曰香荽。”[34]胡瓜即黄瓜，原产埃及和西亚，汉代时已经传入。五胡十六国时，改名为黄瓜，陈藏器云:“北人避石勒讳，改呼黄瓜，至今因之。”[36]苜蓿是汉代伴随大宛马传入中国的，既作为大宛马之饲料，又可作菜蔬。魏晋南北朝时洛阳有苜蓿大面积种植。《晋书·华表传》记载华廙免官为庶人，“晋武帝登陵云台，望见廙苜蓿园，阡陌甚整”。[7]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中朝时宣武场在大夏门东北，今为光风园，苜蓿生焉。”[37]当时人们把苜蓿视为菜类，并以之制羹。《述异记》记载:“张骞苜蓿园，在今洛中，苜蓿，本胡中菜。”贾思勰《齐民要术》亦列入菜类:“春初既中生噉，为羹甚香。”西域传入之胡蒜，即大蒜，“泽蒜可以香食，吴人调鼎，率多用此。根叶解葅，更胜葱韭”。[2]西域传入之胡葱即大葱也广泛种植，谢灵运《山居赋》写山居田园中的蔬菜:“寒葱摽倩以陵阴，春藿吐苕以近阳。”自注:“《管子》曰:北伐山戎，得寒葱。”[38]农民还将葱与胡荽间种，“葱中亦种胡荽，寻手供食;乃至孟冬为葅，亦不妨”。[2]

从汉代开始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粮食作物、饮食方式和各种水果、菜蔬，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推广，提高了汉地百姓饮食的质量，丰富了人们的生活。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中对胡食的津津乐道和诗人赋家对外来水果的赞不绝口，便是对外来文明成果的高度肯定。

三、域外植物与中医药文化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推动了中医药物学的发展。在中国医学传统中，植物药占中药的多数，故中药亦称中草药。在医家观念里，各种植物皆有药性，其根、茎、叶、果都有医药价值，从域外传入的各种植物便引起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