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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起因是这样的：皇后独孤伽罗和越国公杨素的妻子郑氏同时染病，医生判定为“猫鬼病”。据成书于隋代的《诸病源候论》解释，猫鬼是老狸野物的精魂，变为鬼蜮，依附于人。人们把它当做蛊一样培育和操控。一旦中了猫鬼蛊，就会“心腹刺痛。食人腑脏，吐血利血而死”。而据清代训诂学家段玉裁研究，狸就是野猫。因独孤陀素有好左道的名声，又是皇后异母弟，其妻则是杨素的异母妹，与两位受害人都有亲缘关系。因此，隋文帝很快就把嫌疑人锁定在独孤陀身上。

经过一番审讯，独孤陀家的婢女徐阿尼交待了案情：她本是从独孤陀母亲家来的，善于操控猫鬼。猫鬼的饲养，必须在子日的夜间进行，因为子与鼠相对，而众所周知，鼠正是猫鬼的食物。猫鬼每杀人，被害人的财物都会偷偷转移到蓄猫鬼之人的家中。

为了获取更多财富，独孤陀便指使徐阿尼先后向杨素、皇后施法。每次遣猫鬼盗财，徐阿尼都要口念特定的咒语。当要召回猫鬼时，徐阿尼在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呼她的猫鬼：“猫女可来，无住宫中。”随后，徐阿尼脸色发青，好像被什么东西牵曳着，这说明猫鬼已经回来了。

徐阿尼交代完毕，独孤陀的巫蛊罪名算是坐实了。不过因姐姐独孤皇后等人以德报怨、拼死求情，最终，独孤陀被贬为庶民，其妻杨氏则削发为尼。在徐阿尼娓娓道来的描述中可发现，猫鬼从蓄养到放出、收回，都有一整套程序，其中伴随着固定的咒语和仪式。

蓄蛊者相信，有了这些神秘的仪式，“蛊”才能发挥超自然的能力。不过，这和历史上宫廷中流行的另一类巫术——偶人之术不同。偶人之术，是模仿某人形状做一偶人，此偶人等同于其人，假如对木偶施术，那么这个人就会感受到魔力，假如置木偶于死地，这个人也会死亡。这是一种模仿巫术。而猫鬼，被当做一种精灵来饲养、供奉，使之为蓄蛊者操控，从而达到谋财害命等暗黑目的。不仅猫鬼，在养蛊人心目中，无论是毒虫蛊，还是动物蛊，植物蛊，每一个被精心培育出来的蛊，都是有灵性的。东晋干宝《搜神记》中有这么一句话：“蛊有怪物，若鬼，其妖形变化，杂类殊种，或为狗豕，或为虫蛇，其人(指造蛊者)皆自知其形状。行之于百姓，所中皆死。”

蛊似鬼如神，变幻莫测，是有自己的灵魂和意志的，蓄蛊者需要保持一定的敬畏和祭祀。比如在广西龙州、宁明等一些边疆县内，曾经有一种放“鸡鬼”的法术，就是蛊毒的别称。相传每月初一、十五的晚上，主人都要点香拜蛊毒，和蛊毒说话，祈祷这些蛊毒能听从他们的意旨，为他们办事。

蛊如人之灵魂的观念，学者黄世杰在《蛊毒：财富和权力的幻觉》一书中分析指出，其显然与原始的灵魂观念有关。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感到不解，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同时由于生存环境恶劣，生产工具简陋，人们甚至难以满足果腹等基本需求，便渴望拥有超自然的控制手段，比如采集某些动植物的躯体，经过特殊的加工(如施上咒语等)，制成药物，应用于生产，他们希望这些死去的动植物的灵魂出窍，成为受他们控制的奴仆，来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食物。

晋张华《博物志》等典籍中，就记载过壮族先民用“药箭”来猎取动物，射杀仇敌的行为。药箭上的毒药，一是通过提取如蛇、百虫等动物的毒素而成，另一种做法则是提炼植物毒汁。这与用蛊已颇为接近。只是到了“蛊”这里，这些超自然的动植物精灵，已不仅仅用来满足猎食等基本需求，而是承载着人类更为复杂的欲望和目的，财富，仇恨，情欲……

选择什么样的动植物为蛊，与蓄蛊者对其灵魂特质的判断，以及想要达到的目的相关。广西靖西市一带有一种闷药，是把森林中缠在一起的青藤摘下烘干，碾成粉末，施上咒语而成的。传说中了闷药的人，会受到蓄蛊者的控制，在性、感情等方面暂时失去理智。显然，青藤缠在一起的模样，令人联想到男女的交合。这是一种取象类比的思维。再如蜈蚣、毒蛇、蝎子等，模样可怖，毒性强烈，蓄蛊者认为将它们经过神秘加工之后，会具有更可怕的攻击力和杀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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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不杀，便遭反噬？

如果相信蛊有灵性，那么蛊与蛊主之间，就会产生一种灵魂上的神秘联系。

《搜神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河南荥阳郡，有一廖姓人家，世代制蛊，靠此累积了巨额财富。后来家中儿子娶媳妇，可能是怕吓到新妇，未把养蛊之事相告。有一日，全家人外出，仅剩儿媳一人看家。儿媳环顾空屋，突然发现大缸一口。一时好奇心起，便打开缸来。不想里面竟窜出一条大蛇。儿媳临危不乱，立马煮来一锅沸水，朝着大蛇劈头盖脸地浇去。不一会儿，竟把蛇给烫死了。家人回来之后，儿媳忙把此事相告。全家人吓得面如土色。不一会儿，一家人齐刷刷地死去，仅剩儿媳一人没事。可见在蛊文化中，人们认为蛊和蛊主的灵肉是相通的，一旦蛊受到伤害，那么蓄蛊人也必遭到反噬。

蓄蛊人还有一个重要禁忌。清代汪森《粤西丛载》转引《永福县志》中写到，带蛊者“遇药发时，遍身瘙痒，必欲毒人而后已”，如果没有外人来，就算是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也要下蛊。学者凌纯声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则详细记道：“蛊妇眼红，如不放蛊，自己要生病，脸色变黄。放蛊中一人，蛊妇可保无病三年，中一牛，可保一年，中一树，可保三个月。”可见，在蛊文化的逻辑中，蛊既然有灵性，那么必然如人一样有喜怒哀乐，贪嗔痴欲，一旦培育出这样的暗黑精灵，蓄蛊者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地害人以供祭它，否则，同样会遭到反噬。

有时候，不是人控制蛊，反倒是蛊操控了人。当然，这一套蛊道巫术，可从思维逻辑上去解读。但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是很难相信其真实作用的。毕竟，这样的黑巫术从来不会在人前举行，几乎所有记载都是道听途说。然而有趣的是，在中国古代的医书中，却煞有介事地记载着各种关于蛊病的治疗方案，比如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收录有味药，提示有杀蛊毒功用的有42味。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更单独辟有“蛊毒”一门。看来医者们确实治疗过许多“蛊病”。

如果蛊道巫术并无神秘力量，又为何会有这么多人“中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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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误会一场？

我们先来看看中蛊之人的症状，以及他们是如何解蛊的。

五代王仁裕的笔记小说《玉堂闲话》中，曾详细讲到蛇蛊的治疗方案。郎中颜燧家中有一名女使中了蛊，心肝间总觉得有怪物在啃噬，几年之后，变得皮包骨头，形如槁木。颜燧请来一位名医治疗。医生一见女使，非常有把握地说：“这是蛇蛊，立可出之。”于是命人烧炭一二十斤，又让女使吃下一味药。不一会儿，蛇被药昏。良久，女使又觉喉咙间有物在动，医生忙命她张口，那苏醒的蛇竟忍不住在口中冒头了。于是医生送上大夹子，将蛇夹了出来，丢入炭火中，将其烧死。

中书舍人于遘则是自己中了蛇蛊，只是医治方法略有不同。医者不用毒药饵之，而是摸清蛇的习性，令于遘早晨起来空腹。结果，这贪吃的蛇无食可吃，竟冒险从喉咙间探出头来觅食，结果被一夹而中，拖出喉管。可能熟悉《三国志》的朋友已经发现，这类故事的情节似曾相识，很容易找到母本原型：有一日，三国名医华佗外出，遇见一人患喉咙堵塞之病，吃东西难以下咽，家人驱车送他去求医。华佗告诉他们：“刚才我来的路上，有一家买饼的，你们去向店主讨三升蒜蓉和醋，让病人喝下，病自然就好了。”家人依言而行。结果，病人吃下之后，竟吐出一条“蛇”。后来，病人家属前去拜谢，发现华佗屋里北面墙上，悬挂着几十条这样的“蛇”。

文中所说的“蛇”，是取蛇的俗名“长虫”，意为很长的虫。《说文》道：“蛇：虫也。从虫而长。”这里是利用语言的歧义，来誉说华佗的医术。

因此，这里的“蛇”，应解读为外形似蛇的长虫。显然，这位病人是患了寄生虫病。所以，以此为原型演化出来的蛇蛊故事，应该讲的也是一种寄生虫病。其实不独蛇蛊，在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中蛊者被解蛊的故事，往往都是口吐一物之后，药到病除，其原理就是用药物打掉寄生虫。

另外，我们从古代医书中的蛊病临床特征，也能窥见寄生虫病的影子。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指出，“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明代医书《医林绳墨》中也道：“蛊胀之症……虫蛇蛊毒之物，遂使大腹作胀，肚见青红之纹。”这些症状，同寄生虫病中的血吸虫病颇为相似。其实，早在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蛊”作出解释时，真相已若隐若现：“蛊，腹中虫也。”蛊，就是人腹中的寄生虫。只是古代没有寄生虫学，因此古人认为这些人体内的小虫子的来源，主要与巫术有关。而以现代眼光来看，卫生条件差，吃了不干净的东西等，都是感染寄生虫病源的途径。

不过中蛊的症状多种多样，不能一概以寄生虫病来解释。比如干宝《搜神记》中的“犬蛊”，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狂犬病。再比如石头蛊，又隐约可看出结石病的影子。

在学者李达珠、李耕冬《未解之谜——最后的母系部落》一书中，一位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医生，曾描述了他治疗过的四十八例自称蛊病患者，结果“其中四例是肺结核，二例是风湿性心脏病，四例为晚期胃癌，一例肝硬化……都是现代医学可以明确诊断的病例”。所以在有些学者看来，所谓的蛊毒，是一种心理作用，是对寄生虫病等疾病的不解和误读。那么，这种在文献和传说中相沿数千年的巫术，只是因为人类的恐惧和无知而幻想出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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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投毒法里的蛊毒试验

中国古代刑律中，白纸黑字，写着对蛊罪的惩罚。汉律中说，“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而隋唐的刑法中，“造蓄蛊毒”更是与谋反、杀父母之类并列的“十恶”之一，“十恶不赦”，天下大赦也轮不到它。对于蓄蛊者的死刑，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如果蛊道巫术仅是一种想象，那么蛊罪很难成为持续两千多年的重罪。当然，历史上也不乏被诬陷蓄蛊之人，但总不至于是全部。

让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一下那些文献记载中的蛊毒配方，是否有真实的影子。

宋人洪迈的《夷坚志·黄谷蛊毒》中，记述了一种益虫繁殖法及蛊病症状：“(蛊虫)皆有雌雄，其交合皆有定日。”待二虫交配之日，蓄蛊之家要备礼迎降，“设盆水于前，雌雄遂出于水中，交则毒浮其上，乃以针眼刺取”。待提取蛊毒后，一定要在当日毒一人，因为“阴阳化生之气，纳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则不能生”。当日若有谁来拜访这家人，那么对不住了，不管你是亲戚还是宗党，都要被下蛊。蛊毒下在饮食药饵之中，但不放在热羹里，因为“过热则消烂”。如果没有外人来，就只能让本家的一人来承担。蛊毒入腹之后，开始并无察觉，“积久则蛊生，藉人气血以活。益久则滋长，乃食五脏”。到了临终之日，“眼耳鼻口涌出虫数百，形状如一”。

学者詹鄞鑫在《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一书中，认为这段记载基本不似传闻而像实录。雌雄虫相交而浮于水上之“毒”，不能越宿而生，过热又消烂，因此这种毒不像毒药，而是蛊虫的受精卵。受精卵刚进入人体，自然察觉不到，久而久之，在人体内滋生繁殖乃至破坏五脏。所以，这种蛊是人体寄生虫一类的东西。可见，这段记载，如果把夸饰的部分去掉，就像一个人工培育寄生虫的过程。蛊病多为寄生虫病，这为许多学者所公认。但这种寄生虫除了自然感染之外，也确实可以通过“下蛊”的方式植入体内。

蛊毒的培育多种多样。还有提取毒虫的屎为蛊毒。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谈到一蓄蛊之家，“妇人裸形披发夜祭作糜粥一盘，蝗虫蛱蝶百虫，自屋上来食，遗矢，乃药也”。也有提取毒虫唾沫口水的。清人田雯《黔书》中有云：“苗欲致富者，多蓄蚺、虮、蜈、蟆诸毒物于皿中，滴其涎沫于酒食以伺人……”

可以说，蛊毒能发生一定的效果，是因为它们本身就含有毒素，比如蝎子毒液、蜈蚣毒液等，一旦侵入人体，就会发生反应，侵蚀内脏，破坏神经中枢等。

所以，蛊毒的本质是一种毒药，放蛊则是一种秘密投毒法，只是它们的效果因传说而被扭曲夸张了而已。这也是为什么蛊毒可通过药物来缓解的原因。不过在古人看来，蛊毒并不是纯粹的毒药，它们附着于邪恶的昆虫或其他动植物之上，携带着邪恶的力量，帮助他们获取权力和财富。

就这样，蛊携带着人心中不可告人的欲望和目的，在大内宫廷的暗黑角落匍匐前行，在乡野民间的偏僻一隅若隐若现。明清时期，在汉人士大夫中，纷纷议论起关于苗疆等地的神秘情蛊。

《粤西丛载》转引《永福县志》中这么说：“因初妇有所私，与夫不睦，乃从蓄蛊妇教之，置饮食中，饵与其夫与所私，日后自然合和，谓之合和药，亦名粘食药。”通过下蛊，能使得丈夫和情人死心塌地。对于这种神秘的情蛊，有专家推测，可能是带有某种性激素的药物。

湘西苗家的传说更为离奇，据说苗家姑娘一旦爱上哪个男人，就会矢志不渝。但当心爱的男人远行时，她们担心爱人变心，就会在临别前，悄悄给心上人下蛊。若是男人在外面真变了心，便会得病，腹痛不止，于是不得不回到苗寨，向下蛊的女子讨解药，否则就会蛊发身亡。

据《中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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